78岁的北京老人张叔（化名）至今仍未能与再婚的妻子解除婚姻关系。六年前，他与家中45岁的保姆登记结婚；婚后不久，对方态度急转直下，数万元存款被转移，日常照料形同虚设。当老人提出离婚时，妻子不仅拒绝，还时常失联。
这起个案并非孤例。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发布的《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》显示，2021年至2025年间，涉老财产处分案件占家事案件的比例从4.4%攀升至15.5%，其中18.1%的案件中，老人将财产处分给了保姆、护工等无血缘关系的人员。
前不久，张叔通过中华遗嘱库办理了遗嘱、意定监护等法律手续。白皮书所描述的现象，正是他正在经历的现实。
从“知冷知热”到形同陌路
张先生是张叔的侄子，常年协助照料叔叔生活。他介绍，张叔2012年丧偶，因腿脚不便长期坐轮椅，生活无法自理。2014年，家中聘请的全职保姆主动表达了共同生活的意愿。“叔叔无儿无女，我们虽然经常去看，但没法时时刻刻陪着。当时觉得保姆照顾了两年多还可以，至少有人给他做口热饭。”
然而登记结婚后，情况很快变味。张先生回忆，保姆不仅日常三餐不再用心准备，还频繁晚归甚至夜不归宿。叔叔存放在家中的数万元现金，也在保姆保管期间无故消失。“钱放在比较高的位置，叔叔坐轮椅够不着，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全部被拿走了。”更令老人心寒的是，当他提出想吃什么饭菜、希望得到照料时，保姆直接回应“实在不行你再找别人伺候你”。张先生表示，叔叔一开始碍于情面，半年多后才将实情告知家属。
老人明确提出离婚，甚至愿意给予对方一定经济补偿，换回自由身、改由侄子照料。但保姆坚决不同意，只要谈及离婚便直接失联两三天。家属曾寻求法律援助，但律师告知，像这种高龄、行动不便的当事人，起诉离婚一审大概率不会判离，二次诉讼的时间和精力成本老人身体根本扛不住。
前述白皮书数据也反映了高龄老人在法律程序中的脆弱性：涉老财产处分案件中，80至89岁年龄段占比高达64.3%，有21.8%的案件涉及老人是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争议。
一份遗嘱扭转养老困局
比离婚更难解决的，是养老责任的归属。按照现行法律，配偶是第一顺位法定监护人，这意味着一旦老人突发疾病或丧失意识，就医签字、财产管理等事务的法定权限在妻子手中，侄子即便想管也无权介入。“万一出事，责任划分都说不清楚，我们家属只能干着急。”张先生说。
房产是这场困局中最核心的敏感点。张先生透露，叔叔名下有一套价值超过千万的房产，一旦身体出现意外，作为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妻子将有权参与继承。前述白皮书数据显示，在涉老财产处分案件中，涉及房产处分的占比高达94.6%。
白皮书同时披露，2021年至2025年该院审结的490件遗嘱继承纠纷中，有99件因形式瑕疵被认定无效，占比达20.2%。常见问题包括：落款日期不完整、立遗嘱人仅按手印未签名、见证人系利害关系人或未全程在场见证等。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，核心争议往往聚焦于老人处分财产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意愿真实性。
在普通渠道均无法提供解决方案的情况下，张先生通过朋友介绍带叔叔来到中华遗嘱库。经工作人员研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，婚前个人财产不因婚姻登记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，老人在意识清晰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前提下，有权通过遗嘱处分个人财产，不需要征得再婚配偶同意，也不以离婚为前提。
基于这一法律依据，张叔最终办理了遗嘱、意定监护、文书存证三项手续，将全部个人财产定向遗赠给侄子，并指定侄子作为未来失能失智时的监护人，全权负责生养死葬等事务。白皮书也指出，意定监护是“老年人自主意志的延伸”，鼓励老年人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提前选定信任的监护人。
“空巢”背后的财产隐忧
这一个案遭遇的背后，是日益庞大的“空巢老人”群体面临的共同困境。白皮书分析指出，这部分老人情感陪伴与日常照料需求日益凸显，容易出现临终前将财产处分给近期照料者的“近因效应”；与此同时，部分子女将赡养行为附加财产索取条件，使赡养关系功利化；而老年人则为避免“老无所养”，可能被迫以承诺财产分配为代价换取子女关照，致使其财产处分意思表示丧失自主性。
前述白皮书披露的一起遗赠扶养协议纠纷案例，同样涉及老人与保姆之间的财产安排：一名老人与保姆签订协议后，保姆被证明未尽扶养义务，并在老人聊天记录中留下“这个保姆不行，老想控制着我”“保姆拿着我的钱包和所有银行卡跑了”等内容，法院最终认定其无权继承遗产。虽然法律关系不同，但保姆在照料过程中对老人的不当控制与财产侵扰，与张叔的遭遇如出一辙。
张先生现在每隔几天就要去叔叔家中陪伴照料，而保姆仍会不时出现。老人坚持住在自己熟悉的老房子里。“办完这些手续，至少叔叔不用担心晚年没人管、财产被夺走了，”张先生说，“但我还是希望更多老人能早点规划，不要等出了事再来补救。”
白皮书也提醒，订立遗嘱时应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，必要时咨询专业人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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